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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汶骏     时间:201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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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任全国赫赫有名的湖北省黄冈中学校长8年,一直保持着这所学校高考升学率的佳绩。后于1999年成为黄冈市最高教育行政长官。2002年4月,正当仕途平步青云,他却悄然南下来到深圳,就任深圳育才中学校长并随后成为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的总校长。  不是逃避,而是想对内地与沿海开放地区教育做些对比研究  记者:时下,虽说内地(或者就湖北而言)一些优秀校长、教师以至教育官员流向沿海开放地区已是很平常的事。但对于您离开黄冈到深圳,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好理解。因为您当黄冈中学校长时,该校高考升学率在全国同类学校中都名列前茅,您因此在当地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由此可以想见您的经济地位也不会低,那为啥还要离开呢?  曹衍清:和您有同样想法的人确实不少。旁人从表面看可能会认为我离开黄冈是因某种“不如愿”。其实无论是黄冈的地方领导,还是当地老百姓,对我都非常好,非常尊重。  如果说我离开黄冈有什么原因的话,可以说是我难舍的校长情结使然吧。来深圳之前,我做了三年教委主任。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名校长,原因在于,我喜欢和教师、学生打交道,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充实,从不厌倦。脱离教育一线,搞教育行政,虽然对发展教育事业有很大作用,但因为需要应付很多的事务性工作,精力很难集中,个人这方面的能力也自愧不如。我是教数学学科的,数学是1+1=2,但行政上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是1+1≠2,对这一点我不是很适应。而做校长,当老师,一届一届送走学生,心里很充实,很快乐。  当然,我来深圳育才教育集团当校长,也有一点“私心”,就是在内地从事20多年教育工作后有点倦怠,也想对沿海开放地区的教育工作有所体验,想对内地与沿海开放地区的教育做些对比研究。  记者:黄冈中学以其出色的高考升学成绩而名声大振,也正因这一点,它被社会上当成了应试教育的典型。直至今天,书店里充斥着“黄冈”字样的应试复习资料,其他地方的学校也以弄到黄冈中学的模拟试卷为制胜法宝。对“黄冈人”来说,带着“应试教育”这顶帽子是挺沉重的,那么,您选择离开黄冈是不是也有逃避的原因?  曹衍清:为什么要逃避呢?黄冈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和奥赛成绩的确是领先的,不论是在我任校长期间,还是其他人当校长期间都如此,不能因为这个就说黄冈中学是应试教育的典型,重要的是要看高升学率是如何取得的,我在多种场合讲过这样的话。社会上认为黄冈中学是“应试教育”的典型,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首都一家媒体的片面报道,另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书店里充斥着很多打着“黄冈”旗号的应试复习资料。对于这些资料,我可以负责任地说,90以上都与黄冈中学无关。  关于黄冈中学搞的是不是“应试教育”,我们可以听听“外人”的看法。《南方周末》的记者在看到首都那家报纸报道后,也来到黄冈中学采访,这位记者在学校呆了一周,与学生吃住在一起,后来他在报道的结尾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黄冈中学是应试教育典型的话,那么中国没有一所学校幸免。还有上海的一个教育考察团来黄冈中学考察,那是一个周五下午,我向他们介绍学校情况,告诉他们我们的学生每天晚上9:30休息,周末从来不补课。谈完后,他们告诉我当天离开黄冈。但周一晚上,我却在学校碰到了他们。后来他们告诉我其实他们当时并没有离开,而是不相信我们周末不补课,亲自考察后,他们才心服口服地离开黄冈中学。  记者:但不管怎么说,黄冈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一直都很高,这也不断地撩拨人们对你们的好奇心,总想知道你们这么好的高考升学成绩究竟是怎样获得的?  曹衍清:其实,搞教育的人都明白,说教学质量也好,说考试成绩也好,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教师的“教”,二是学生的“学”。黄冈中学老师的素质是相当过硬的,他们心无旁骛,敬业精神非常强,在教学上肯于钻研,讲究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让学生死记硬背。当老师非常敬业、注重教学方法的时候,学生学得就会相对轻松一些,相反,教师投入的精力不足,学生要加倍投入才行。所以,老师如何教很关键。  再说学生的“学”。在学生智力正常的情况下,学习动力、学习能力、学习毅力成为学生学得咋样的重要因素。这三个因素,对黄冈中学学生来说,大多数都具备。他们的学习动力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学习,为将来谋取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这是许多学生最朴素的想法。我常说,最好的学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在老师引导下学生自主学习学出来的。还有毅力,这里学生的刻苦精神,是不少地方的学生没法比的,这是由当地一直以来重视教育的民风和黄冈中学的校风决定的。说学生学习苦不苦,关键是看这个“苦”是外在强加给他的,还是他内在的一种自觉。至于说学习能力,只要老师会教,学生的学习能力自然就比较强。  另外,关于黄冈中学只抓升学、竞赛的说法也不全面,因为黄冈中学的田径队每年在湖北省都稳居前三名,黄冈中学的艺术团、文学社团等在湖北省也很有名气。  记者:您刚才谈及黄冈中学有一支非常好的教师队伍,那么在内地优秀教师纷纷“东南飞”的时候,您是怎样保持这支队伍稳定的?  曹衍清:说句心里话,我非常感谢我的教师群体,是他们创造了黄冈中学的辉煌业绩。在内地教师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最严重的时期,他们仍然固守了那一片天地,直至今天,黄冈中学教师流失现象是非常少的。说到管理,我主要是做好服务工作,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其中“五心”工程是重要举措:一是政治诚心,即政治上要尊重教师。我认为,尊重教师是校长第一位、最重要的工作。二是业务关心,即要尽最大努力鼓励、支持教师的业务进修。三是工作放心,放手使用教师。对新毕业大学生我们始终坚持第三年上高三,这是一种最大的信任。四是生活关心,诸如教师的住房、子女就业问题等,我们都尽最大可能予以解决。五是娱乐开心,我们每天安排一个小时的师生活动,让教师开开心心工作。正是因为做到了以上几点,多年来黄冈中学最优秀的教师很少有人离开。  记者:结果,是您先离开了黄冈。您来到育才后,有没有教师要求到育才来?  曹衍清:前面已经说到,我离开黄冈时,已不在黄冈中学。我来后,有不少教师提出要到育才来。我觉得我不能接受黄冈中学教师。一是因为我在黄冈工作几十年,离开后带走教师,感情上说过不去。我相信,黄冈的老师是会理解我的。二是育才教育集团也不缺优秀教师。  不是成就感大小的感受,而是迟一些、早一些的体会  记者:来深圳后,感觉与在内地当校长有什么不同?  曹衍清:应该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在于,面对家长、社会对学校高升学率的需求与国家主导的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求的矛盾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内地当校长,要始终想两件事,一是钱,二是教育质量。在深圳做校长,想得比较多的是教育质量,怎样增强学校的影响力,一般不用为经费问题发愁。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深圳当校长好做一些。但另一方面,在深圳当校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主导力要比在内地当校长弱一些,受到的干扰更多一些。因为深圳大多数家长的学历、文化层次都比较高,受教育的背景也不同,他们常常站在各自角度,对学校的教育发表意见,甚至会要求你校长应该这样或那样。所以难以形成一种统一、主流的学校文化,这是在深圳做校长为难的一面。而我在黄冈中学做校长,我说怎么做,从上面的官员到下面的老百姓一般都会同意我去那样做,认为曹校长这样做一定是对的。  记者:在黄冈中学当校长和在深圳育才中学做校长,您觉得在哪个地方成就感更强一些?  曹衍清:成就感没有大小之分,只是早一些享受或迟一些享受罢了。在黄冈中学,当我的学生走出校门那一刻,我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大批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升入全国的各重点院校。到深圳育才中学后,尽管也有大批学生能考上大学,但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还是很有限的。我对这里学生的成就感,主要是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因为他们的综合素质更强一些。  记者:那么,您是否认为现在所领导的育才中学学生发展后劲要比黄冈中学那样的内地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更强呢?换句话说,哪个学校的学生后发优势更大?  曹衍清:这不好比较,黄冈学子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从整体比例上讲,我还是认为,深圳育才的学生发展后劲可能要更大一些、更强一些。深圳的教育更开放,育人的模式是多元的,学生的成长目标也是多元的,因而推进素质教育的条件比较充分。而黄冈的教育由于评价观念、地域因素、社会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的教育目标可能会单一一些,虽然它也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毕竟由于条件所限,一般很难达到像深圳这样的开放地区的程度。  记者:事实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当校长,都面对着“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博弈问题,在这种处境下,校长应该如何做到不迷失自我?  曹衍清:现在,社会上的教育功利、教育浮躁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把学校升学率的高低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来衡量,在这个过程中,不注重学校的内涵发展,追求一时可以鼓噪的名气。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一些校长也难以平心静气,常常被这种浮躁的气氛所左右。缺乏耐心,急于取得一点成绩,以显示自己的能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好喊时髦的口号。当然,有时候我也喊一点,因为不喊也不行,你喊好像你学校的办学成绩就是沉甸甸的,你没有这些,就感觉轻飘飘的。甚至在有的地方,评价一个校长时,往往看重他怎么说,至于实际做没做,做得怎样,没有给予太多关注,所以,常常形成说与做两层皮现象。  作为校长,应该用平常心去做教育,要务本务实。务本,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搞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许你这一任还见不着效果,但它对学生的终身发展有利,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有利,校长要有这种长远眼光。务实,就是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素质教育是一个逐步深化、变革的过程。对学校来说,应该体现在教育行为的不断改变上。我们都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认为基础教育要打造的是“毛坯”,而不是“精品”,当然要有成为“精品”的可能。像我们育才中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在学校是一个好学生,将来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个好员工,走向社会以后是一个好公民”。我们没有着意要他们成什么名、成什么家,那是将来他们自然发展的事情。如果校长们都有这么一种平常的心态,那么就会缓解目前学校间存在的种种不正常的竞争,也可以减轻校长、教师过重的思想压力。  成立教育集团,不是为了把学校做大,而是为了把教育做强  记者: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不同规模的教育集团,作为蛇口育才教育集团总校长,您认为组建教育集团一定要比办一所学校好吗?  曹衍清:目前出现的教育集团,具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用一所优质学校兼并一所或两所薄弱学校,以扩大优质教育规模;有的是优质学校本身向外扩张,扩大办学规模,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还有的是属于完全的民办教育集团。而育才教育集团是不同于其他几种模式的,它以公办学校为主体、旨在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我并不认为集团化办学就一定比办一所学校好,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脱离实际,单纯追求规模效应是不可取的。现在一些校长之所以比较热衷搞教育集团,也是校长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境使然。我们前边谈到,现在校长们实施素质教育的空间还是非常有限的,内涵的道路难走,就转而走外延的路。对此,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关键是要做好引导、管理工作。  记者:那么,组建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的优势和可以显见的效益在哪里?  曹衍清:首先我们的教育集团本身就具有地缘优势,所属各学校都处在蛇口工业区范围内,最初的几所学校是蛇口工业区的子弟学校,学校间的距离都不太远。各学校都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都是省一级学校,不存在谁强谁弱的问题。至于教育经费,政府的投入是充足的。这样的优势,必然促使我们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己任。  我们现在可以显见的效益表现在:一是通过组建教育集团,学生规模已经超过了一万人,扩大了优质学位,形成了规模效应,缓解了社会需求过多与优质学位不足的矛盾。我们的做法是,先把名校分成两个部,让这个学校的几个年级成建制搬到新办的学校,时机成熟时,再独立成为两个学校。二是通过组建教育集团,做到优势互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办学效益的最大化。例如,我们可以把艺术、体育、心理等学科的师资整合起来,实行走校上课,这样做就可以让艺术、体育教师的专业特点更突出,也有利于学生特长的发展。再如,我们可以在一个学校重点发展游泳项目,在另一个学校重点发展足球项目,从而使不同学校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喜爱的项目跨校选择学习。我们也没有必要每所学校都建一个小剧场、大会议室,建在一所学校,其他学校都可以使用。教育设施的优化配置是非常有效益的。三是通过组建集团,加强各学段的衔接研究,使学生个性、心理、习惯和特长的培养更加连续有效,进而形成集团内部多层次、多类别的教育模式,实现教育科研一体化。四是通过组建教育集团,探索民间资本进入公办学校的可行途径,以及“以教促教、以教兴教”的有效办法,为促进教育产业发展积累经验。目前,我们建成了全国中小学唯一的体育俱乐部,邀请了一些国内著名教练,我们还组建了一家教育公司,办了几所幼儿园。我们的意图是通过这些工作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盘活教育资源。  记者:您刚才谈了组建教育集团后教育资源的效益得以最充分发挥的情况,如果说这是硬件的话,那么在软件方面,诸如课程改革、教学管理等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显示集团的优势?  曹衍清:这方面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我们组建教育集团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学校做大,而是为了把教育做强。集团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将“双特工程”(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特长)纳入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采取了“五项措施”,即综合素质学分制、特长教育优选制、公共学科走课制、学科竞赛主教练负责制和研究性学习导师制;形成了“四大特色”,即课程建设特色、特长教育特色、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外向型基础人才培养特色。我们在高中建立了课程超市,开发出100多种课程,学生三年必须完成一定的选修课学分。我们还建立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把教不同学段的同一学科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教学研讨,使不同学段的教师彼此了解各自的教学特点。我们的校本教研,是以一个备课组为单位,一个学期解决一个小问题。一个个小问题都解决了,大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作为校长,我觉得学校的校本课程多一些,选择余地大一些,考虑学生的基础、兴趣更强一些,对学生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但这个问题,从我们整个集团学校来说,做得工作还是很有限的,这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问题。  记者:您对蛇口育才教育集团有何展望?曹衍清:我对集团充满信心,我们期望通过集团的内涵发展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利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现代学校制度,努力形成育才特有的育人模式。通过进一步整合资源、共享资源,努力实现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力争在未来几年中,把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规模优势、具有个性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教育集团,同时成为面向社区、社会与国际需要,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示范性综合教育园区。  《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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